九月牛棚，十年困惑
（2002.8.16）
我很久以来，就想写下这段故事，但又不愿回忆这段往事，而又令人心酸，便迟至今日才下笔来写。
那是1968年的事了。大约是1968年的五月份，文革已经经过了打砸抢和大武斗，开始清理阶级队伍，而大抓人了。我们的研究院已经有了工宣队和军管会，许多人，大不分是高级知识分子，已经进了牛棚，我知道就要轮到我了。我心里从来没过那样的恐惧，也从来没有过这样大难临头的感觉。我现在还记得，我忐忑不安地在家里拉着我的二胡，来打发时间。灾难的一天终于等到了。两个造反派来我家，就把我带走了。先把我带到研究室的三楼，原来党支部的房间，一个实验室工人刘某见到我就说“王大翔也有今天！”。接着来了新大学生孙某，抬起手左右开弓，给了我两个大耳光，这是我有生以来，第一次享受这样的礼遇。两记耳光，打得我的头嗡瓮响。然后告诉我，你要关进牛棚了。就这样，便在两个造反派的押解下，到了东院的牛棚。
这牛棚，也就是原来的一排实验室。每间房间里可囚禁十来个人。地下的两边，铺了稻草，是给我们这些“犯人”睡觉用的。我就这样在牛棚关了九个多月。
关进牛棚的第一天的晚上，快要去睡觉的时候，我被两个大汉押解到了小汽车库里。那里已经有一些人在。我进去就有人喊叫“跪下”，然后一脚就把我踢的跪了下去，一个我认识的人，喊道：“你这反革命，吃面条还是烙饼”，说着一条用钢丝缠了的三角皮带，已经抽打在我的身上。一阵乱打之后，我已经遍体鳞伤，而经昏沉沉了。就这样，我被胡里胡涂地打完之后，又送回了牛棚，我的裤衩背心都已经粘在身上了。
我们被关进的人们快要如谁的时候，看管我们的造反派头头，吹起了哨子，高喊起床集合。我们都被轰起来，到院子站队。那造反派头头开始训话。他说：“你们这些反动分子，就是要这样改造，才能打掉你们的反动根子，开始跑步”。于是我们围绕着院内的马路，跑了几周，已经是深夜了。我们被允许去睡觉了。以后在这段时间里，每隔几天，就要在半夜跑步一次。
我们在入谁时，有时被皮鞭打人和呼喊生惊醒，那是有在刑讯了。
关进牛棚以后，就开始了一次次的批斗。一个大约有三四十斤重的大木牌，用铁丝挂在我的脖子上。被押到批斗会场，低头挨斗。所谓的批斗，就是听造反派念批斗的稿子，两三小时下来，我的头上流下的汗水，已经流湿了我前面的土地。脖子被勒的都麻木了。三天两头都是批斗，但有一次是“剥下反动学术权威的画皮”，别开生面。这次有人拿了一束水稻和一束稗子，问我：“你说这是什么？”由于我已经知道是剥掉画皮，我知道不吃眼前亏，就说：“不认得”。又拿来一个球阀和一个“考克”，叫我认，我也说不认识。更精彩的是拿来两瓶白色粉末，问我是什么，我也说不知道。就这样“画皮”被剥光了。
又有一天开批斗会，一个人正在念批判稿，有一个长着六个手指的造反派，突然朝着我的肋骨就是一拳，打得我喘不过起来，险些摔倒。但我坚持住了。回到牛棚，我发现肋骨边上断了一截，但我那里敢说呢？如果说了，可能又是一顿毒打。这次的受伤，一直疼了几个月，至今还记得这一拳。
批斗了一段时间，有一天的批斗给我的印象极深。那天的批斗内容突然变化，批的是我笔记里的那些古体诗，我又被加了一顶帽子“现行反革命”。纲也上得更高了。我的诗，都被说成“反党的”“反对毛主席的”“反社会主义的”“反三面红旗的”等等。我知道我已经被抄家了，我写满诗的笔记被超了。我心里明白，“文字狱”自古有之，我是在劫难逃了。批斗会后，造反派书记找我谈话说：“你不要以为我们看不懂，我们找了大学的中文系分析了，你的是都是“反动诗”。我知道说什么都没用，他们怎么分析，我怎么承认。从这次开始，我就成来了“现行反革命”。
我被关入牛棚，受尽皮肉之苦，起初真想不通。我从来勤恳工作，一心一意跟着毛主席，结果是个“现行反革命”，还有什么活头，不如一死了之。但造反派看守得紧，找不到死的机会。但过了几个月，我看到当时的情况，反而不想死了。我不能不管我的家人，我还要看看这全民大乱的局面怎么收场。
我被关进牛棚达九个多月后，允许我回家了。但我已经不知道我的家在哪里了。我被关进牛棚期间，我家已经被扫地出门了。我由一个造反派领着，来到比较远的一个棚户区里的我的家，一间九平米的小平房。我和家人见面了。我们家的五口，就在这里住了6年。
但我仍然戴着“现行反革命”的帽子，在单位里劳动改造。主要是做装卸工。我觉得干活总比批斗强。我被劳改了一年。这时告诉我，由于我的诗虽然“反动”，但都是经过分析才看明白是“含沙射影”的“反动本质”，定不成“反革命”，就定为“严重政治错误”。就这样我先回实验室工作，后来有被送到技术情报室工作，这倒使我得到了看书的机会，我看了四年的书，难得啊，难得！
直到1977年，打倒了四人帮，我才得到彻底平反，我又可以正常地工作了。在把我的四本笔记反还给我时，我看到他们的分析是多么的可笑。比如，有一首是写于1960年，而批判时说“这诗是反对中央的《九评》的”，可笑的是《九评》发表在1963年，我怎么反的呢？我有一首诗，其中的一句是“二毛难再度请春”，他们竟然说“二毛”是影射毛主席。我越看越觉得文字狱的可怕！
我整整困惑了十年。这段心酸的往事，使我受到了永不能治愈的心灵的创伤。我有时做恶梦，就觉得又在文革中受罪。不过，我现在已经跳出了那心灵的伤害，而平静地生活了。
但是，我想我们应该思考的是，我们十亿人怎么会在四人帮的摆弄下，全民大动乱呢？这动乱怎么会延续十年之久呢？这十年的动乱，给我们的国家造成的损害，是多么地不可量啊！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