海外相逢总是缘
（
2001，12，7）我和姚学吾兄的巧遇，是个缘分。
1997
年，我闲住在我的小儿子家瑞的家里。家瑞的家在距纽约80公里的莫黑根湖畔（Mohegan lake）的湖地街（Lakeland street）。环境优美而舒适。尤其是湖里的黑天鹅，令人难忘。每周六的上午，家瑞夫妇要带他的两个孩子去中文学校学中文，而家瑞就在此时参加中文学校组织的合唱团唱歌。这合唱团还是不错的，有时还去演出。有一次，在合唱团休息的时候，家瑞和合唱团一个朋友姚先生聊天。原来他们是清华的校友，而姚先生对家瑞来说应该是老前辈了。姚先生说，
1953年前曾是清华西语系的，而在五三年教改时并入到北大的。家瑞告诉他：我父亲母亲都是1952年北大毕业的，现在在美国。姚先生提出要见见面。于是，在家瑞的安排下我和我的老伴就和姚先生和他的夫人见面了。我们的会面，真是一次巧遇。
我们见面，各自做了介绍。我们的巧遇，就巧在他们夫妇，我及我的老伴都是北大的校友。而且在
1949-1952期间，我们都在北大。他1953年留校，在西语系工作。他的夫人是北大东语系的。姚夫人和我的老伴曾在北大都住在灰楼的宿舍里，出出进进经常遇到。因为各在文理学院，没有过交往。但她们两人还觉得似曾相识。更巧的是，姚兄的北京育英中学的同班同学，竟是我的堂兄。又说起周乃扶，他们都是育英的同班。其实周乃扶曾经有一年和我是同班同学，我们也很熟悉。周乃扶学的是化学，却对音乐特别喜欢，他会弹钢琴，拉提琴等。他曾是华东师大化学系著名的教授，现在也移民美国了，在一所大学做教授。我们还说起一些其他都熟习的朋友。
我们聊到北京的当时很有名的育英中学，谈起育英的数学老师，外号叫“黄狗”的趣事。这位老师也曾叫教过我的中学数学。越说越熟悉了。我和姚兄真是一见如故，虽未曾谋面，确是熟人。而我们却在海外相遇，这真是太巧了！
从此开始，我们经常会面，聊天。
姚学吾兄去美前是北大西语系的教授，由于台湾和美国的亲人多，在那个年代，日子不大好过。在文革后他在美国的母亲就为他办了移民，而到了美国，现在是纽约大学的教授，教授中国文学。他的弟弟是北京某歌舞团的，弟媳是女高音。也由于同样的原因移民美国了。有一次，学吾兄请我和我的小儿子全家，去听他的弟弟等人举办的音乐会。其中有他弟弟弟妹的节目，还有他们育英的同学，上海音乐学院的声乐教授，中国著名男低音温可铮的独唱。唱的是“费加罗的婚礼”里面的一段独唱，非常好。温可铮也移居美国了。我小的时候，就常听到我的堂兄说起温可铮的歌唱和获奖等等。音乐会后，姚兄陪我去和温可铮会面，曾说起当年育英中学的往事。
我这里说的北京育英中学，不是现在的北京育英中学，而是以前美国基督教公理会办的学校，现在的北京
25中学。这里顺便提到，以前北京的几所有名的好中学，其中有北京四中，育英，贝满，汇文，辅仁等等，都是不错的中学。这些学校曾培养出很多人才，现在分布于世界各地。我们所说的已经是50年前的事了。我们当然要聊到北大，也聊起北大的同学和老师。
我们聊起西语系。自然我们就说起朱光潜先生。
姚兄在西语系自然听过朱先生的课。我虽在化学系，但那时是可以选文学院的课的。我曾选修过朱先生的“英文翻译”课。朱先生的个子很矮，讲课深入浅出。可惜这门课只有半年。
朱光潜是我国著名美学家、文艺理论家、翻译家。
但他在文革前的日子是不舒畅的。到了文革，对他的迫害是深重的。改革开放后朱先生比较舒畅了，但朱先生也离开人世了。我们很同情这位在学术上做出重大贡献的老先生。现在可能很多人已经不知道朱先生了。我引几段光明日报发表过的的文章：
“
朱光潜是我国现代美学的开拓者和奠基者之一。他学贯中西，博古通今。美学成为一门独立的科学，是在近代。”“但是直到20世纪三十年代，美学还没有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。这时朱光潜写的《文艺心理学》、《谈美》、《诗论》等专著，具有开拓意义。这些著作对西方美学思想的介绍是较为详备的”“
朱光潜也是我国现代比较美学和比较文学的拓荒者之一。《诗论》是我国比较美学的典范作品，用西方诗论来解释中国古典诗歌，用中国诗论来印证西方著名诗论，触类旁通，潇洒自如，美不胜收。此外，他的《文艺心理学》也是融贯中西的经典著作。”“《西方美学史》是朱光潜最重要的一部著作，也是我国学者撰写的第一部美学史著作，具有开创性的学术价值，代表了中国研究西方美学思想的水平。对黑格尔《美学》的翻译，为他赢得了崇高声誉。”
我们说到北大化学系，就谈起了曾昭抡先生。我在北大读书时，曾先生是化学系的主任。我的有机化学分析是他教的。曾先生不修边幅，喜欢贴着墙走路。我们那时的男人，大都是穿长衫的，而且多是蓝布大褂。现在只能在老照片上看到了。曾先生尤其有趣的是，常常一边讲课，一边把大褂的扣子都解开，再将里面的衣服的扣子扣上，然后扣好外面大褂的扣子。这几乎成了他的习惯了。这是他的趣事。
曾先生是美国马省理工学院的博士，是我国化学界的一代宗师，大家读非常尊敬他。曾先生对我过的化学科学的发展和教育事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。但在反右是被打成极右分子，也离开了北大。他是在苦难中渡过他的后半生的。四人帮倒台后，曾先生才得到平反。但他已经理科人世了。
我们还聊到我们幼年时的和现在的北京，和北京的生活和趣事，聊起北京的小吃。特别说到北京的酸豆汁和辣咸菜，不但在美国吃不到，在北京也少有了。
我们还满有兴趣的聊起京剧，说到梅程荀尚，谭马杨奚等名角的唱腔。我是京剧的戏迷，不仅听戏，还会唱戏。姚兄也喜欢京剧，他说他的父亲会操琴。在他年幼时，还常是父拉琴子唱戏。真是有趣。
我们的相遇是十分偶然的，难忘的。我说我们的巧遇是缘分。我曾写了一首诗，并写成条幅赠给了姚兄。这首诗是：
海外相逢总是缘，品茗威郡忆当年。育英趣事谈黄犬，北大沧桑叹故园。共念亲朋情切切，曲吟谭马韵绵绵。愿寻旧梦归京邑，远眺还须上景山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