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次难忘的会议
（2001，11，13）
1962
年，我们的三年特别困难的时期刚过去。党中央开过了七千人大会，人们以为我们应该接受了那些教训了。就在这时，国务院召开了在当时有名的“广州科技会议”，接着还开了文艺界的会议。我作为化工界的代表参加了“广州科技会议”。这次会议是要进一步贯彻“十四条”。但主要是调动和鼓舞科技工作者的积极性。
因为从反右开始，知识分子一直在遭受打击。大批的，敢说话的人被打成了右派，没被打成右派的很多人，也吓得心惊肉跳。大跃进又几乎是正常的科研无法进行。科技界，文学艺术界都在阴冷的环境下，人人都在自危之中。再加上刚刚渡过全民饥馑的三年，人们都疲惫不堪了。因此，这个会给大家带来一线希望，大家盼着宽松的政策，良好的社会环境来做工作。大会开了，当时的科委主任聂荣臻元帅主持会议，国务院副总理陈毅元帅做了报告。他在报告中说，知识分子为国家做了大量的贡献，还总被说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。总被扣着这顶帽子。应该举行脱帽典礼！中国的知识分子也是劳动人民，应叫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。此后还听了周恩来总理的报告。在这会上，领导人还说，应该像中央的会议一样，“白天出气，晚上看戏，两干一稀。大家满意。”这会上还宣布“不打棍子，不扣帽子，有话就说”。于是大家说的很开心，带着欢喜散会了，以为这予示着“春天”来了。
在这个会上我是最年青的代表，大多是我的师长。在会上我见到了教过我唐敖庆先生，他和我谈起被打成右派的，我们的北大化学系主任曾昭伦先生。曾先生被送到了武汉大学，心情很不好。想到曾先生，我仍然为先生难过。在打倒四人帮后，曾先生得到平反，在
1999年曾先生百年诞辰时，北大还专门举行了记念“一代宗师曾昭伦先生”的一系列活动。曾先生在天之灵，可以安息了。写到此，我不能不提到，为我国伟大的化学家，教育家唐敖庆先生现在重病在床，成了植物人，真令人惋惜。我们也再不能一起谈话了。我感到难过！在此次会上，我还听说蒋明谦先生拒绝参加会议，表示对政策的不满。现在蒋先生也早一去世了，但他对理论有机化学做做的贡献永垂青史，他也是我的一个最景仰的老师，我很怀念他！1962
我才30多岁，什么事都想的很简单。我当时觉得真的春天了。欣喜万分，庆幸万分。我带着这样欢欣的心情离开了广州。我回到我们的研究院，传达了会议的精神，也算是引起了一点微微的暖风。但就在同年的秋天，毛泽东发出警告，阶级敌人又蠢蠢欲动了！寒风又吹起来了。有的朋友来警告我，说我到处宣传“广州会议”，是右倾言论，我再也不敢提起“广州会议”了。我们所谓的科学的春天，原来是如此的短暂。一闪就过去了。
刚过两年就来了“四清”运动，这是文革的前兆。接着，史无前例的文革来了。我被打倒了，成了“现行反革命”。一切都倒过来了！我参加“广州会议”也成了“罪行”，进行了批判。我们所想的春天，原来就是资本主义复辟！
十年动乱，就像寒冷的冬天，一切都凋零了！
十年的动乱，到
1976年才随着四人帮的倒台而停止，被颠倒过去的事情，才又被颠倒过来。“广州会议”才又被恢复名誉，改革开发才真带来了春天！多年不敢说的话，才敢说出来。遗憾的是，曾先生和那些先离开尘世的老师和朋友，再也不能享受和煦的春风了。我一这篇文字来纪念他们！